总理同意了
2009年11月，张抗抗受聘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成员，她发言的空间和舞台比以前更大了。参事平时并不用坐班，但平均每周有一次集中工作日，每年需要进行各种调研活动。目前国务院参事共53人，被分成10个不同门类的小组，张抗抗被安排在文化教育组。
“每个小组每年都会选择一些相关的选题，参事可以参加小组的调研和讨论，最后整理成报告呈送上级领导部门，也可以自己独立进行调查并形成意见。一些重大建议、调研报告可以直接送给国务院总理。由于我这几年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很少有时间参加小组调研，直到我觉得《著作权法》修订，已经成为文化创新的一个十分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去年3月，我给温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关注《著作权法》的修改。这份信先送交给国务院参事室审阅，得到了参事室陈进玉主任的同意和支持。3日，我在参事室小组秘书李佳专程送到‘两会’驻地的专用的信笺上签字，并由参事业务司负责报送。过了几天，我还在‘两会’上，国务院法制办的具体负责同志就开始与我联络，预约时间见面。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总理3月4日就批复了。”
“张抗抗给总理的这封信，对著作权法的修订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一直希望修改《著作权法》，修法的文件已经堆了将近一米高了，由于种种原因，每年都被顺延，就是排不上队。现在总理亲自关注这个大事，促进了修法进程，大家都非常高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对记者说。
在知识产权三大基本法律中，《专利法》早已在2008年完成第三次修订；《商标法》第三次修订意见已完成，交由国务院法制办审查阶段，只有《著作权法》的修法相对滞后。
2001年和2010年，《著作权法》曾两次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第一次修订是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第二次是为了履行世贸组织关于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的裁决，进行了被动的修改。
去年7月13日，第三次修订《著作权法》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担任组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阎晓宏，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陶骅和张抗抗担任副组长。
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著作权法》修法专家委员会，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沈仁干、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文化室主任朱兵、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王涛、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理事长朱永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春田等30位各界代表成为受聘专家。
按照当时的规划，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各界近200家单位和个人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同时委托了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成立3个小组，各司其职，起草专家建议稿。
半年后，由权利人组织、产业界、实务界界、社会团体和科研院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建议稿进行审查，讨论、修改、完善，最后由国家版权局完成《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今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发布了《著作权法（征求意见稿）》。没有想到，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别是音乐界几乎一边倒地严词批评。
在阎晓宏看来，本次《著作权法（征求意见稿）》有很多的进步和新意：将目前《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规涉及到著作权法的一般性问题上升至法律中；根据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在现行著作权法中增加了作者、表演者的出租权、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和国际接轨；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如著作权和相关权的登记、委托使用等上升到法律中；将业界反复呼吁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在征求意见中达成共识的内容，如实用艺术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界定，试听作品归属、著作权专有许可、著作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写入法律中。
4月27日，国家版权局召开《著作权法（征求意见稿）》沟通会，音乐著作权人和媒体参加。以宋柯为首的音乐权利人，同具体负责修法的王自强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记者在现场看到，王自强和宋柯在一些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很多权利人担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会被采纳。但阎晓宏对记者表示说，“大家不必担心，《著作权法》修改不会像水费电费涨价就那样走过场定了，我们会继续公开透明，不怕修法过程中有分歧意见，希望集思广益，凝聚权利人、产业界、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智慧。”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国家版权局将根据征集到的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分析和研究，对那些争议大的条款，将进行讨论、完善、补充和修改，最后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查。
张抗抗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修法，版权局通过互联网和其他多种渠道充分听取权利人意见，尝试公开化民主化，这是对权利人的尊重和司法的进步。据悉，国家版权局还将对修法草案继续组织讨论，反复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再由专家委员会整合，最后才能提交到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进行论证。如果顺利，希望能够列入明年人大的修法计划里，才能进入最关键的程序，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我想，路总是一步一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