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儿童文学的哈佛学者玛利亚·鞑靼（Maria Tatar）近来对我说，“我花了好久才喜欢上哈利·波特。”她如今把哈利·波特小说最后一部引入到了一门叫“童话故事和奇幻文学”的本科课程里。她回忆起初读小说时，“什么都记不住。”后来她又听了该书的音频。”突然之间，我开窍了——情节能串起来了，故事栩栩如生。书中很多对白，心理描写很少，对话和情节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你化身为一个巫师，随哈利一起前行”——即使你几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她又补充说：“这部小说是深与浅的奇妙结合。关于儿童文学，人们时常忘记这点而只流于表象，但伟大的作家——我认为罗琳应当在列——总能设法由浅入深”——生与死，善与恶。“这不是心理上的深度，而是神话上的深度。”
鞑靼的学生伴着《哈利·波特》长大。“你无法想象我一提‘哈利·波特’会发生什么。”她说，“他们立马炸开了锅，互相聊起哈利·波特来，倒感觉我格格不入。”很多学生都说，他们孩子家是从小说对霍格沃茨学校的描写里学会学习的。“《哈利·波特》一书重塑了他们对教育，以及对成人的理解。他们能从书中的成人那里吸取益处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罗琳对我说：“最近我在商店里遇见了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孩，她走过来说，‘我可以抱抱你吗？’我说可以，我们就拥抱了。她说，‘你就是我的童年’。听到这话感觉真妙。”
但也有人觉得这让人心灰意懒。在爱丁堡，我遇见了《苏格兰书评》杂志（Scottish Review of Books）的记者兼编辑艾伦·泰勒（Alan Taylor）。他对罗琳的听解能力感到绝望，并且谈起她的读者时说：“他们竟把童年献给了这么个女人！他们从7岁就读，到了16岁竟然还在读见鬼的《哈利·波特》——16岁啊，穿着个巫师袍。16岁应当是躲在自行车棚子后面鬼混、抽大麻、读加缪的年龄。”
《哈利·波特》系列并不叛逆。他们肯定了平凡孩子们的关切：对怪胎老师着迷，对受到欺辱而痛苦，向往很炫的东西。（飞天扫帚代表的是最新潮的电子产品。）哈利寄人篱下，有着狄更斯小说中的悲伤童年，但他却以赢家的形象开始了系列小说的旅程；他很富有，身手不错，且小有名气。罗琳坚决尊重年轻人的世界观，因此她笔下的人物也没从中走出来。她的成就在于把在校学童间的日常故事转入一个充满丰富想象的平行世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魔法，罗琳至少描述了四种，包括飞天扫帚。她引用神话正典中多种多样的怪物形象，信手拈来创造出新的神话。（蛇佬腔——能与蛇交谈的人——的形象即古老又饱满。）那些营造剧情的手法，每一个都能让无数浪漫喜剧得以增色，她同样采用：吐真药、变形术、时空旅行、隐身术、长生不老、炼金术。丛书读者与哈利并肩，也与罗琳同在。她作为呼之欲出的工程师，在长达七部的历程中，让这架伟大的幻想机器得以畅通无阻的运转。即使是年少的热心读者某一程度上似乎也变成了文本评论家——对作者坐在桌边决定人物生死的感觉极为敏感。
“我确实觉得许多孩子会有这么一个感觉——有人在控制着这一切。”罗琳说道，“他们知道他们进入的世界的规则，或者说这个世界有规律可寻。”这并非讽刺，因为读者并不会比哈利了解的多多少。七部小说里，圣诞节假期总是被中途打断。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等人总是取笑罗琳语言描写中滥用副词。她这一习惯似乎显示出不会被误解的决心。所以某种程度上，她文中重复的语句也是如此。（当哈利进入青春期时，几百页上都有出现：迪戈里脸红了、哈利脸红了、罗恩脸红了、福吉脸红了；珀西面色泛起红潮，而后涨得通红；赫敏赧颜；马尔福面色微红而后变得出奇的红；赫敏脸色微红而后通红；科林脸红了；赫敏又一次面色飞红；罗恩脸也红了，然后赫敏脸又红了；然后她兴奋的脸颊飞红。拉文德脸色红晕，接着又写海格和赫敏脸红了。）如果说罗琳的比喻有些牵强——“像某种奇异的、迅速长大的花朵。”“活像某种奇形怪状的螃蟹。”——可能是因为它让人一时间走了神，脱离了小说。而罗琳用比喻原本是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
罗琳十分注重情节，这让她对小说的态度如同一个资深粉丝一样。伊恩·兰金回忆起一次在爱丁堡一家咖啡馆遇见她的情景：“看到她用笔亲手为角色写家谱，这简直难以置信。没有哪个我认识的作家会像她一样这么深入地探究甚至不会在书上表现出来的细节。”就像在玩电子游戏时从来没有人会走到设定场景的边缘。虽然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以及大段后记中对结局的描述已经相当彻底，罗琳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写进去。2007年最后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公布霍格沃茨校长邓布利多是同性恋。我问她哈利的表兄达德利有没有孩子长大成人，她说有两个。
“我们提出了‘节制营销’这个说法。”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前市场主管米娜·弗赖伊（Minna Fry）最近在谈到这个系列时说，“人们要的越多，你给的越少。”她说，每次出版之前，“我们都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几乎不放口风。”她笑道，“如果你真是运气到家，才会知道书名是什么！”
弗赖伊回忆道，2000年夏天，随着第四部小说《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出版，情况得以改观。罗琳的书首次在大西洋两岸同步发行。两岸间，布卢姆斯伯里和学者两家出版社第一版便印刷了超过四百万册。
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把一辆蒸汽机车改装成霍格沃茨特快列车，载着罗琳做全英巡回宣传。当时布卢姆斯伯里还只是一家小公司，弗赖伊亲手为气球充的气。“我们那时还没有活动项目主管。”她说。就在第一天，国王十字车站聚集的人数之多让弗赖伊和同事大为吃惊。“我们甚至无法进站。要是那会就有推特，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啊！”弗赖伊发现一名美国新闻杂志女记者藏在蒸汽发动机后面的煤箱里，满脸乌黑。
每当火车停下，等待和罗琳见面的孩子们就从车厢的一头涌入，拿到她签名的小说后，再从另一头离开。弗赖伊回忆说：“有的父母为了插队，甚至与人打了起来。”在一个被围困的车站，弗赖伊充当罗琳的替身，从火车前面的窗口向人群挥手，罗琳则趁机从后面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
弗赖伊说，罗琳被此次巡回旅程的种种混乱弄得心神不宁。“她也多少有点喜欢这样的安排。但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意识到她有多崩溃。”弗赖伊自己也是后来才知晓。“有的事情我们本以为非常有趣，但罗琳却十分敏感。我想她认为我们已把她置于险境。”
弗赖伊原本与罗琳交情不错，但在这本书发布之后，“开始有一层层的人来保护她。”她聘用了私人公关团队，并且躲到了那些人身后，“我想这让她觉得安全些”。今非昔比，“我们不能打电话找她聊天了。不过她依然友善，也有趣——非常有趣——对整个事情还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她依然值得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弗赖伊想起不久前，曾在伦敦公园游乐场偶遇罗琳和她的孩子们（从下文看，应该是罗琳与弗赖伊的孩子们偶遇）。弗赖伊向罗琳介绍小儿子（他说：“你不是J·K·罗琳！”），罗琳表现出来的对孩子的关注使弗赖伊深受感动。“她对他干的每一件事、穿戴的东西都很着迷。看他有一个新玩具，罗琳就想了解这玩具是怎样开动的，以及关于这个玩具的每件事。”
我问罗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之后一段时间过的怎样，她说：“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压力真心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发现写作变得很难，这对我来说前所未有。公众变得惊人的吹毛求疵，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我需要回到从前，特别想要回到从前。“她四年间出版了四本小说。”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很期待我的下一本书，但我对他们说‘明年不会出书，我做不到’。这样过了三年，就是说，继2000年推出《火焰杯》后，直到2003年才又出版了《凤凰社》。“那时华纳兄弟开始发行由小说改编的系列影片——班底大多是英国演员，一定程度上要感谢罗琳的坚持。至今，哈利·波特系列影片票房已达77亿美元。
罗琳还认识了姐姐的朋友尼尔·穆雷（Neil Murray）。罗琳对相亲很反感：“他刚结束了一段婚姻——我想这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此我还没准备好。”但后来，在爱丁堡的一项慈善活动中，他们还是发现彼此相邻而坐。他知道《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不过还没读过。这对夫妇现在共育有一儿一女。几年以前，一个跟随罗琳旅行的纪录片摄制组录制了穆雷的一段话（这大约是他对妻子的唯一的公开评论）：“乔是一个超然独立的人。”他说，她含笑倾听，“压力过大时她就会放空自己。她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她自已。每个人都被排除在外，她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接受不了哪怕一丁点儿帮助。”
去年下半年，罗琳参加了英国政府举行的莱韦森听证会（Leveson Inquiry），这是政府针对媒体监管所设立的公共听证会，而此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揭露媒体记者窃听名人的手机语音信箱的这一行为。数月间，许多演员、政客和记者都向听证会的调查人员提供了相关证据。听证会当天，与罗琳一道出席的还有女演员西耶娜·米勒（Sienna Miller）以及国际汽联的前任主席马克斯·莫斯利（Max Mosely）。根据莫斯利的陈述，他与5名女性在一起时的场景被记者偷偷拍下，他对此全然不知情。当他在《世界新闻报》上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整个故事已经被被完全虚构成了“莫斯利与5个妓女大开淫乱派对”。同样的，米勒证实道，这些年来，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应付着在她家门口蹲点的那些狗仔队，他们起码有10至15个人左右。这些人疯狂地尾随她，不惜用粗俗的言语来激怒她以求拍出更多刺激的照片。此外，她的电话还被人窃听了，这让她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米勒还有意强调了其他人受到的更大的伤害，比如米莉·道拉的家人（Milly·Dowler），在这位受害少女失踪后，她的电话被人窃听。（译者注：2002年，女学生米莉·道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拐，随后证实被杀害。但2011年，有人爆出米莉的手机在其失踪期间有人窃听。该事件影响很大，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并开始关注自己的手机是否被窃听。）
罗琳的遭遇并没那么惊人，但她讲话的口气比别人更痛苦、更愤慨。这或许是因为罗琳向来低调，所以并没学会要在公众面前假装低调。然而，她的公众形象经常会被人误解。比如，当有小报记者对她乱写一通之后，她回应道自己买了一颗大大的蓝宝石戒指以示“没人能击垮我”；她说她之所以从以前住的小公寓搬进现在的豪宅，也是被媒体“驱使”的。她在听证会上诉说她是如何在5岁的女儿杰西卡的书包内发现了一张由狗仔队留下的纸条，很显然这是某位同学的家长放进去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罗琳当时心中那股油然而生的愤怒，这样的举动根本就只有“下三滥”媒体才做得出来。之后的几年，各种各样的偷拍不断升级，如罗琳在毛里求斯公共海滩和孩子们一起玩耍，结果被刊登出来的照片里竟然有杰西卡，这完全违反了英国媒体界“禁止偷拍儿童”的条例（这张照片后来没有再被发布过）。就在最近，罗琳和莫里在爱丁堡的一条街上被偷拍到，而刊登的照片上有他们年仅19个月大的儿子大卫的正面照，这再次令罗琳无法承受。
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罗琳对采取行动来预防今后的类似骚扰事件感到颇有压力。她在证词中写道：“我的家人和我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市民那样享受着普通人的生活，这令我非常痛苦”。对于这位史上史上最富有的小说家而言，这样的生活基本上已成奢望。喜欢她的小说的人实在太多了，全球的粉丝都称她为“我们的女王”。她还曾与家人在美国白宫度过了一晚，因为奥巴马总统的女儿很喜欢她的小说。虽然罗琳拥有丰厚的身家，生活却极为低调。伊恩·兰金曾对她说：“如果我也像你这么富有，我会买直升飞机和全镀金弹球机来消遣时光。”有消息指出，罗琳为了扩张其爱丁堡豪宅的面积，于近期买下她家旁边的一幢1600万美元的房子，然后把它拆掉了。
身为一个名人，罗琳却承受着许多不安，因为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她的名望，而不是她的观点。大法官莱韦森鼓励她给出一些变革的建议，她说：“我对这个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她又补充道：“即使是哈利·波特也没办法。”
如果罗琳被媒体激怒了，她也不会就此作罢。2003年，《泰晤士报》时任主编的布莱恩·麦克阿瑟（Brian MacArthur）采访她时，曾被要求签署一份合同，这件事被主编记录了下来。这份合同规定了具体的采访时间、采访者，乃至摄影师人选，同时也规定了采访稿在报纸上或广播里将如何被宣传和推广，并且，罗琳对该采访稿的题注、标题、副标题、引言、配图、照片、预告和广告语等拥有最终决定权。采访稿正式发表前，在《泰晤士报》的编辑部里，大家围绕怎样措辞才符合“引用协议”（Quote Approval）的问题展开了6个小时喋喋不休的争论。代表罗琳出面的是英国律师，前华纳兄弟公司高层尼尔·布莱尔（Nile Blair），他曾参与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制作，并且于2001年加入克里斯多夫·利特尔经纪公司（Christopher Little）。布莱尔说罗琳在采访中说错了“她与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之间签署合同”一事，并坚持要改动这句话。这一举动让麦克阿瑟觉得有些欺人太甚，他在主编记录上写道：“这种行为让我们觉得被侮辱了。我们的尊严被践踏，我们的职业道德也被糟蹋了。”米娜·弗莱（Minna Fly）当时也在辩论现场，她不时地“对尼尔的行为感到震惊”，不得不堵住耳朵才行，“那天的情形真是火星撞地球啊。”布莱尔则回忆那天一切都很好，说他可以“对圣经发誓，他完全没有咄咄逼人的意思”。（罗琳为本文找过引用协议，但最后没有出示。）
去年夏天，尼尔·布莱尔离开了克里斯多夫·利特尔公司，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Blair Partnership，罗琳作为他的明星客户加盟。利特尔随即发表声明称自己“很失望、很惊讶”。按照罗琳的描述就是：“他俩对很多问题难以达成共识，而我必须二选其一。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许多受人喜爱的少儿读物都讲述了主人公在另一个超自然的、梦幻般的世界里的奇遇。但故事的最后，主人公往往带着满满的遗憾或感激、亦或是二者皆有的心情回归到了原有的世界。但哈利·波特却不同，他至死都会是个巫师。尽管《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的结局不负众望，敏感的读者还是能在其中察觉到一丝淡淡的忧愁。对于之前霍格伍兹的学生来说，他们的生活是有局限性的，他们的工作机会无外乎是巫师的分内事，如巫师学校和职业魁地球运动。这个魔法世界用不到一丁点科学，它也几乎没有商业交易的存在。数千年承袭下来的巫术根本没有演变成一种文化，它最多也就不过是一卷短短的寓言和一份薄薄的小报新闻。（巫师法术常常是对非巫术技术滑稽且拙劣地模仿，比如用猫头鹰代替信件。）所以，人们很好奇的是：如果哈利和他魔法学校的朋友们能弄到两、三个手机和一把枪的话，他们是不是就能更快地打败邪恶的伏地魔了呢？不得而知。但在魔法世界宁静祥和的时候，哈利和现实世界的脱轨——即使他生活在现在世界中——似乎有点悲哀。
当我问罗琳她是否后悔过没有让哈利回归平凡人的生活，她的回答却充满了令人吃惊的无奈：“与其说哈利是个我认识的人，还不如说他是个背负着责任的角色。哈利同加拉哈（Galahad，《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一样，有着无法摆脱的命运。”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哈利的朋友罗恩·韦斯莱过着麻瓜的生活，“但是‘哈利’这个角色却不可以。作为故事的线索人物，他们必须绝对纯洁。”毕竟，当哈利真的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之后，也许他无论到哪里都很难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那样谋生了，不是吗？”
我们沿着爱丁堡一条湿漉漉的街道走着，街道四周被一条全新的有轨列车线镶上了边，两旁则是酒吧和三明治店。罗琳穿着棕褐色的雨衣和一双细高跟靴子，看上去就像刚从另一个世界探险归来的、满心感激的人。谈到她位于爱丁堡的、完成第一本小说时居住的公寓（肖恩·哈里斯(Sean Harris)借钱给罗琳保住了它）时，她说：“我有时觉得，从我离开那栋公寓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点不太真实。假如这一切都消失了，我想我还是会重新回到那里。”她曾有过匿名出版《偶发空缺》的想法，但她意识到很快还是会被挖出来。“最后我决定：战胜自己，放开干吧。”她目前正在创作两本小说，针对比《哈利·波特》的读者“年纪稍小的孩子们”。她也开始了下一本成人小说的写作。虽然这本书目前只写了“几个章节”，但整个故事的“情节已经构思好了”。
《偶发空缺》当然会畅销，或许它也会受到极大的追捧。这本书中有很多精彩的细节描写，比如社工那怯懦的男朋友，他最喜欢的是在跟爱人吵架的时候，那种“假装寻求争吵的真相从而遮掩了情绪这个根源问题”的感觉。小说涉及了很多的政治哲学元素，虽然它对阶级对立的分析并不比《小小球童》（Caddyshack）一书来得那么精巧。小说的风格整体偏阴暗，并有着类似于“托马斯·哈代”式的结局，情节发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哈利·波特》系列中，罗琳给读者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偶发空缺》中，她强化了这样的引导，没给读者留下多少可以遐想，含糊不清的空间。被掩盖的秘密就是被掩盖的秘密，而情节的发展也能让人轻易猜到。小说里的人物仿佛跃然纸上，清晰地如同哈利手中那张神奇的霍格伍兹羊皮纸地图一样。
一个强大的、受保护的作家不怕犯错。书中一个少年用匿名的方式在Facebook上不断地欺负另一个少年，这种情况只有在受害者拒绝设置网络隐私选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一些句子会让你联想到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编辑拨打罗琳的电话，又缓缓地把话筒放下：“在那里，就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西蒙·普赖斯（Simon Price）贪婪地盯上了行内的一个空职，这把椅子上有源源不断的金币涌入，却没人在下面接着它。”另外还有一处与现实极不相符的情节，小说中有三个人在当地一个不起眼的网站上读到一些关于他们的负面评价，但这些评价还是很准确的，结果三人却陷入恐慌和愤怒，几近崩溃。这部小说似乎将极度敏感视为心理常态了。
罗琳不止一次地拒绝过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进行演讲的邀请。“我就是觉得我做不来。我肯定会止不住地冒汗、晕倒或是其他什么的。”罗琳的抗拒在与开幕式导演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会面后就完全转变了，她终于同意在开幕式上朗诵小说《彼得·潘与温迪》（Peter and Wendy）中的一小段，也就是作者詹姆斯·巴里（J. M. Barrie）笔下的梦幻岛的样子：它不太大，也不太散。从一个奇遇到另一个奇遇，距离恰到好处，密集而十分得当。（译注：此处引用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转播的翻译）
罗琳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紧张、怕难为情”的演说者。马上就要上台的时候，她收到了朋友发来的短信：“祝你好运，亲爱的，全世界都在看着，可别搞砸了。”那时的体育馆里已经有八万名观众在等候着，而电视机旁还有几千万观众在看着。”那时我不断告诉自己：罗琳，全世界都在看着，可千万别搞砸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罗琳身穿黑色西装，任微风拂过发丝，她读了起来，声音中略带忧伤。语毕，舞台上升起了一个30多米高的伏地魔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