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版权纠纷，几乎在产业大发展的同时进入爆发状态，这严重阻碍了数字出版产业进一步壮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我不看纸质报刊却热衷于用手机浏览新闻，我不上图书馆但喜欢在网上看电子书，即使我出差也会把书刊读物或影音文件放入iPad随身携带”“小妖”是一名“80后”女白领，她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以产品形态和传播渠道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数字出版产业，正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数字出版产业从立法环节到作者及出版商的数字传播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序现象，身处产业链各方的利益博弈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数字版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由传统出版模式向数字化模式转型，已是中国出版业大势所趋。那么，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如何更有效地实施数字版权保护呢？

　　数字出版冲击传统产业

　　目前，以手机出版、电子书、数字图书馆、卫星传输以及其他多媒体业态为主的数字出版产业异军突起，重写着“出版”、“文化消费”等一批概念，而许多产业传播流程也告别了传统重新组合。

　　与此同时，电子阅读器、移动多媒体，iPad、汉王电纸书等新终端不断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体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0年，在我国18至70周岁成年人中，数字阅读人群达到2.525亿，数字阅读主体主要集中在40周岁以下青年人群体，18至29周岁则是数字阅读的绝对主体。

　　从本刊记者调查看，数字出版产业规模的快速壮大，使其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趋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增速均超过50%，2010年产值突破千亿元。

　　大众数字化内容消费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书业巨头亚马逊2010年二季度的电子书销量首次超过精装纸质图书。不久前，国内一批传统书店倒闭，也被视为传统出版业受到冲击的一个信号。

　　在不少传统出版社、音像公司等传统出版业被迫纷纷转型的同时，以互联网企业、运营商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却凭借雄厚的资金、领先的技术和得天独厚的传播渠道占尽先机。比如，搜索巨头百度推出阅读平台；国内电子商务公司当当网、京东网在2011年底相继建立了电子书平台；三大电信运营商则抢夺手机阅读市场

　　“由于国内传统出版业在技术和资金实力方面落后于技术商和运营商，以致平台运营商成为目前数字出版产业中获益最多、活力最强的群体，而出版社和作者缺乏谈判话语权和定价权，往往沦为任凭渠道和平台商宰割的对象，获利甚微。”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认为，很多平台运营商凭借寡头垄断优势，没有合理考虑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前几年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从获利占比看，都是平台商拿走了80%，出版单位拿20%，内容提供企业自然没有积极性来做。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传统出版企业负责人也坦言，目前在数字出版企业产业链中，自己已经丧失主导地位，正变成弱势的内容提供商。无论什么传播，根本的东西是内容，如果内容创造者、提供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势必会形成对内容创造和生产者的打击，最终会伤及传播本身的价值。

　　“国内的数字出版由网络服务商先做出来，他们把平台做大后，传统出版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去依附他们，网络服务赚个盆盈钵满，而传统出版业却处境十分尴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社负责人这样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数字化背景下的传统出版业，必将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有关预测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网络出版的销售额将占到出版产业的50%，而到2030年，90%的图书都将是网络版本。

　　版权归属模糊引发纠纷

　　2011年6月，有国内“数字版权第一案”之称的中华书局诉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最终以汉王科技胜诉而尘埃落定。

　　事件源于2009年10月底，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未经许可，在其制作发行的4款汉王电纸书(国学版)产品中收录中华书局享有著作权的点校史籍，构成侵权，并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并索赔400余万元。

　　法院终审判决认为，中华书局从一开始就知道国学网的《二十四史》在市场上销售，但并未追究。在汉王科技将国学网的版本预装入电纸书后，中华书局才对汉王科技提出起诉。汉王科技主观上没有过错，也起到了其应尽的审查义务，因此，汉王科技对中华书局不造成侵权。

　　2011年7月初，由韩寒、李承鹏、路金波和沈浩波等作家和出版商联合发起的“作家维权联盟”公司宣告成立。同年7月20日，成立尚不足一月的联盟向百度和苹果分别发出了律师函。

　　据报道，在向百度发出的律师函中，作家维权联盟指控其侵犯了联盟代理的9位作家41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至于苹果公司，作家维权联盟指控其侵犯了联盟方面代理的6位作家23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事实上，这样的数字版权纠纷，几乎在数字出版产业大发展的同时就进入了爆发状态。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0年全国地方法院共新收著作权案件24719件，比2009年增长61.54%，而多数是数字版权纠纷。

　　比较典型的案件，还有“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向谷歌数字图书馆维权”、“400位学者状告超星盗版”、“盛大文学诉百度侵权”、“音著协诉百度歌词侵权”等等。

　　2011年8月26日上午，作家张者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长篇小说《老风口》数字阅读版税5万多元，刚刚到账，这使我非常意外。我被告知这仅仅是去年的，希望各位同行重视数字阅读。”

　　据了解，在这条微博发布的前一天，作家出版社宣布，向天下霸唱、张者、尹建莉、王晓方等80余位作家支付2010年度的数字出版稿费，共计100多万元，这也是传统出版社首次大规模向作家支付数字出版“稿费”。

　　在中国，像上述这些作家一样幸运的人还不多，尽管数字出版迅猛发展，而许多作家几乎无缘数字版税。即使一些国内最知名的作家，有些纸质书籍版权收入高达数百万元，而数字版权收入极少，乃至根本就没有。

　　“过去作家觉得网上传播自己的作品，可以提高知名度。但由于网络收费阅读、数字出版的发展，传统出版业与作者之间对数字版权归属约定不明，网络侵权盗版更为猖獗，近两年作家的维权意识已有很大提高。”张洪波认为，“在未来几年，数字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将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产业链环节尚处分割状态

　　从本刊记者调查情况分析，数字版权纠纷不断，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还与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处于割裂状态有关。

　　“目前传统出版社、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产业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这些传统产业内容和传播方式数字化之后，需要形成突破行业限制的新型管理和服务体系，对数字版权进行集中管理，应重点发展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支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尽快发展起来，为权利人和产业服务。这是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张洪波认为。

　　“数字出版商获取数字版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同作者、出版社一对一签约、同文著协这样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揽子’签约、与版权代理机构购买版权。由于产业链环节处于割裂状态，‘一对一’授权难度大、代理机构欠发达等原因导致授权环节存在很多纠纷隐患，而新兴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被重视。数字版权授权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数字出版企业的支持和权利人的积极参与。”张洪波说。

　　“出版社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般会要求拥有数字版权。”张洪波举例说，但现实中，出版社和作者签订的合同里，对数字版权的约定往往都不明确。要么约定不清晰，要么不公平或不合法。

　　张洪波解释道，合同中经常使用“数字版权”、“电子版权”、“数字化制品权”、“网络版权”、“多媒体版权”等非法律语言，而且大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权利种类、作品的使用方式、传播载体、传播媒介、使用条件与结算条件、预付版权使用费、分成比例、销售数据的提供与核查、结算方式、授权期限以及日后收益的保障等，这样极易导致双方对数字版权的约定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引发数字版权纠纷。